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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按：很多我們喜歡做的事情是對自身有害的放縱行為，比如吸煙、飲酒、沉迷遊戲。這些事情一方面可以給自己帶來快感，而另一方面也會對自身造成傷害，同時也有違社會的評判標準，從而會讓人產生一種內疚的感覺，這種感覺被成為「內疚式快樂」。本文作者認為，我們不必過分指責自己的「內疚式快樂」，而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認識自己。本文譯自Fastcompany，作者SUSAN KRESNICKA，原標題為" Why we should stop feeling guilty about doing things that we enjoy"，希望對您有所啟發。

電視、電影、烘焙食品、購物、漫畫書、軟飲料、披薩、視頻遊戲、葡萄酒、快餐、糖果、賭博……在過去的18年里，我研究過很多主題，這些主題的核心就是「內疚式快樂」（ guilty pleasure）。作為一名從事消費者和受眾研究的人類學家，我會問人們：「你為什麼要吃這些東西？為什麼要喝這些東西？為什麼要看這種電視節目？為什麼要這麼做？他們的回答(通常是不好意思地回答)會是：「嗯……這是一種令人內疚的快樂。」

我們都知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的感覺，但又覺得對自己放縱有點不好。但是，這些被我們描述為「內疚式快樂」的產品和體驗如此廣泛地驅動著消費前景，這意味著什麼呢?

內疚感來自於對判斷的感知

去年秋天，我(和我在KR&I的商業人類學家團隊)開始研究「內疚式快樂」。我們了解到，內疚式快樂」大多數都大致分為兩類:我們放入身體的東西(尤其是食物和飲料)和我們放入大腦的東西(尤其是娛樂和社交媒體)。

為什麼我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感覺不好？某種程度上，內疚感來自於對判斷的感知——要麼是從別人那裡體驗到的，要麼是內化在自己身上的。在我們的調查中，74%的參與者說自己沉溺於自己的「內疚式快樂」時會「感覺被評判」。他們說自己在放縱時會感到「墮落」、「軟弱」和「自私」，這可能反映了根深蒂固的關於工作道德、自我控制和無私的文化觀念。

然而，內疚感還有另一個來源，那就是對自我一致性的期望。試想一下，一個鐵杆搖滾音樂家偷偷地聽著八九十年代的輕靈流行歌曲，一個擁有英國文學碩士學位的教師獨自一人閱讀八卦雜誌，一個保守的基督徒母親看電視真人秀。一名受訪者說：「我甚至不知道我為什麼喜歡這樣。這不是真正的我。當我們對別人是一種方式，但私下裡卻表現出另一種方式時，我們會覺得自己是騙子。

論社會判斷與人的身份認同

自我矛盾帶來的不適為內疚式快樂的研究提供了線索。雖然我們希望自己的好惡一致，但這不是人類身份的運作方式。如今，「身份」常常被簡化為少數幾個社會類別——性別、種族、民族、性取向等等。但身份的含義比這豐富的多，它是多維的，複雜的，不斷變化的，因為我們不斷地在積累生活經驗。身份也是社會嵌入的;我們只有通過評估自己與他人的相似之處以及與他人的不同之處，才能了解自己是誰。

我們個人的生存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取決於保持與社會群體的聯繫。然而，這種聯繫是有代價的——我們必須不斷地處理「我們個人的慾望」和「群體的期望」之間的關係。從早上醒來的那一刻到晚上入睡的那一刻，我們不同的社會角色(父母、配偶、朋友、員工等等)為我們的外表、行為和感受設定了期望。

當我們從社會認為「壞」或「對我們不好」的事情中獲得快樂時，是短暫的逃離了這種期望。當我們堅持要看「垃圾」真人秀，吃冰激凌三明治，或者買一瓶昂貴的蘇格蘭威士忌時，是在社會期望的邊緣試探。

內疚式快樂使我們感到被關心

我們的社會角色對自己的要求越高，我們就越覺得必須堅持自己的個性，以提醒我們自己是獨一無二的，值得被承認和關心的。而內疚式快樂似乎特別有效地讓我們感到被承認和被關心。在我們的研究中，參與者在沉溺於內疚式快樂之後，顯示出的積極情緒增加了，消極情緒減少了(除了對自己的失望和羞愧)。

有人可能會說，我們沒有理由感到內疚，所以我們可以簡單地享受我們所享受的。但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完全消除這種負罪感。試想，如果社會對我們內疚式快樂的批判都消失了，那我們也體會不到這種快樂了，社會也很難幫助我們重新振作起來，履行自己的責任了。

與其試圖從快樂中趕走內疚感，不如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，採取一種完全開放的方式，培養對自己真誠的好奇心，想一下，什麼能給我們帶來快樂？關於「我們與社會的關係」以及「每天與我們打交道的人的複雜性」，我們能學到什麼?

所以，下次當我們一邊快樂一邊內疚時，也許我們不應該忽視或內化這種感覺，而應該利用這個機會好好了解自己。

譯者：Jane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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